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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：Shen Jing

明代戏曲家、曲论家。字伯英，晚字聃和，号宁庵，别号词隐。吴江（今属江苏）人。万历二年(1574)进士，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。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储忤旨，左迁吏部行人司司正，奉使归里。万历十六年还朝，升光禄寺丞，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，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，辞官回乡。由于沈璟曾作过吏部、光禄寺官员，所以时人称之为“沈吏部”、“沈光禄”。后家居30年，潜心研究词曲，考订音律，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、吕天成、顾大典等探究、切磋曲学，并在音律研究方面有所建树。

沈璟是吴江派的领袖，在当时戏曲界影响颇大。针对传奇创作中出现的卖弄学问、搬用典故、不谙格律等现象，沈璟提出“合律依腔”和“僻好本色”的主张，并编纂《南九宫十三调曲谱》以为规范。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戏曲家，同崇尚才情的临川派汤显祖在戏曲创作诸问题上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辩难。

《南九宫十三调曲谱》(以下简称《南曲谱》)以蒋孝《南九宫谱》和《十三调谱》为基础，增补新调，严明平仄，分别正衬，考订讹谬，有时还注明唱法，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、格式律法详备、音韵平仄详明、作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。沈璟另有曲论多种，如《论词六则》、《唱曲当知》和《正吴编》等，今均已不存。所作传奇《博笑记》前附有著名论曲散套《二郎神》，其中以通俗的语言，简要地说明了“合律依腔”和“词人当行，歌客守腔”的重要性。据王骥德《曲律》说，沈璟甚至主张“守协律而不工”。沈璟的声律论，对于纠正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、脱离舞台的弊病有积极意义，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但沈璟的声律论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琐碎，宥于细微末节，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。

沈璟的“僻好本色”主张，有助于矫正骈丽靡缛之风。惟他对“本色”的理解局限于“摹勒家常语”，失之片面；他推崇元剧语言的“当行本色”，却又只停留在玩味只言片语上，未免取貌遗神。

沈璟著有传奇17种，总称“属玉堂传奇”，现存7种：《红蕖记》、《双鱼记》、《桃符记》、《一种情》（即《坠钗记》）、《埋剑记》、《义侠记》和《博笑记》。

《红蕖记》是沈璟的初笔，写书生郑德麟、崔希周与盐商女儿韦楚云、曾丽玉因泊舟洞庭湖边而邂逅，分别以红蕖、红绢、红笺等互相题赠，后屡经辗转波折，各成夫妇。内容未脱才子佳人老套，艺术手法上也有关目过于巧合之病。此剧有严守格律和字雕句镂两个特点。前者是沈璟“合律依腔”主张的体现，后者却与沈璟后来的语言本色的主张不合，故沈璟对它并不满意。当时人对《红蕖记》的评价即有分歧。王骥德看重它严守音律，说：“词隐传奇，要当以‘红蕖’称首。”徐复祚却以为“时时为法所拘，遂不复条畅”。剧中好用诗句和四六句，且搬用药名、曲名、五行、五色、八音八曲，又好用联韵、叠句眩人耳目。说明沈璟初期的创作也曾一度受到骈丽风气的影响。

从《双鱼记》和《一种情》可看出沈璟作品由骈丽向本色语言风格的变化。“水浒”戏《义侠记》是沈璟改变骈丽之风后的名作，它从武松辞别柴进写起，故事内容包括打虎、杀嫂、十字坡、快活林、飞云浦、鸳鸯楼、投梁山，一直到武松和宋江等同受招安为止。基本情节与小说《水浒传》中武松故事相合。第四出“除凶”到第十八出“雪恨”，描写武松从打虎到杀西门庆，是全剧的精采部分。作者同情武松屡为奸佞所害、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遭遇，并赞美他替兄报仇的行为，着力在这方面刻画武松的面貌。沈璟在剧中强调啸聚的目的是“怀忠仗义”，等待“招安”。提出臣民要恪守“忠孝”、“贞信”的信条，而人主则要能够“不弃人”。这是沈璟的“清平政治”理想在剧中的反映，也是《义侠记》的主旨所在。

沈璟作品中颇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，也多有宿命论思想。《埋剑记》取材于唐代牛肃的《吴保安传》，写书生郭飞卿与吴永固朋友之间“轻利重义”的至交，目的又是为宣扬“达道彝伦，终古常新”的封建伦常准则。《红蕖记》、《桃符记》、《一种情》和《双鱼记》又都贯注了死生有命、姻缘天定的宿命论思想。

《博笑记》在体制上比较特殊，它由十个故事组成，每个故事三、四折不等。虽然作者是从“可笑可怪”的角度取材，其中却有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内容的短剧，如《乜县佐竟日昏眠》讽刺官吏终日嗜睡的昏庸，《起复管遘难身全》揭露了佛门的伪善。

总的来看，沈璟在曲学上的成绩胜过他的创作成就，他的曲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有距离。凌濛初批评他的作品“审于律而短于才，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，欲作当家本色俊语，却又不能，直以浅言俚句，掤拽牵凑……”（《谭曲杂札》），固有苛刻之处，却切中要害。